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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阜阳市博物馆二楼通史展厅“商周南渐”单元，阜阳一组带有族徽的市博商周铜爵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酉”字铜爵、物馆WhatsApp%E3%80%90+86%2015855158769%E3%80%91bodka%20cran“月己”铜爵作为其中的族徽典型代表，见证着商周时期中央王朝势力向淮河流域渗透的铜爵历史过往。

　　淮河流域屡见国宝重器

　　在展出的见证这组铜爵中，居首的南渐“酉”字铜爵，1971年11月出土于颍上县半岗镇邱家湖行蓄洪区最西端的过往赵集村王拐子（1996年划归关屯乡）。

　　据《颍上县志（1949—2009）》记载，阜阳“酉”字铜爵高20.5厘米，市博商周尖尾上翘，物馆卵形腹，族徽三棱尖锥足，铜爵柱头有圆涡纹，见证腹部装饰有饕餮纹。南渐WhatsApp%E3%80%90+86%2015855158769%E3%80%91bodka%20cran

　　已故考古学家邹衡认为，“酉”族应是居于殷墟的商人（或夏朝的遗民），颍河上游是夏文化的发祥地，“酉”族的分支在历史变迁中顺颍水而下，约略于殷商中晚期定居颍尾是有可能的。

　　“酉”字铜爵的发现，为研究商人与“淮夷”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见于阜阳地区的“月己”铭族徽铜爵则见证了商周南渐过程中民族融合的历史。

　　“解放后，阜阳地区曾发现三件‘月己’铜爵，出土地分别为颍上县半岗镇赵集、王岗镇王岗村和临泉城西商代墓葬。”阜阳市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黄海燕介绍，据阜阳市博物馆原馆长生前口述，带有“月己”铭族徽的器物在国内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过，但在日本的文物著作中有记载，推测是1944年日军攻占颍上期间掠夺去的。

　　以阜阳市博物馆陈列的这件“月己”铭族徽铜爵为例，商代青铜酒器，高19.5厘米，1972年春于王岗镇郑小庄北地池塘边出土，形制与“酉”字铜爵基本相同，但纹饰较前者粗犷清晰，下腹部饰有“月己”铭文。

　　已故考古学家王迅在《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中认为，商代“月己”族群应当是东夷“己”姓族群支族南迁淮河以北地区后，与当地土著族群融合形成的部落，曾经活跃在淮河中游、颍河下游一带。

　　商周南渐促进民族融合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酉”字铜爵的颍上县半岗镇赵集村王拐子地处润河与淮河交汇处；出土“月己”铜爵的颍上县王岗镇郑小庄位于颍河与淮河交汇处，历史上被称作“颍尾”。不难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与商周文化有着不同寻常的关联。

　　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认为，在润河流域分布的众多商周遗存中，阜南台家寺遗址、颍上王岗遗址、颍上铜台子遗址存续年代前承后续，是商周王朝势力盘踞本区的三处重要军事据点，其空间位置的选定，均与中原王朝实施对润水廊道的经营、管控活动密切相关。

　　“商周时期中原王朝经营、管控润水廊道，必然要派出人员加强对淮河流域的管理。他们在与东夷的交往过程中，从商王朝的核心控制区域带来了以青铜器铸造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对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杨玉彬说。（记者 尚原野 实习生 许玉杰 文/摄）